崔卫平:《老炮儿》比《让子弹飞》有意义

每日笑喷你 2018-05-18 09:04:48

  文/崔卫平

  《老炮儿》是那种电影,在没有看之前,关于它的评论已经铺天盖地,影片的剧情和人物如雷灌耳,但这并不妨碍你走进电影院,看完之后还是会产生新的感慨。这是一部十分成功的电影,比《让子弹飞》有意义。

  一

  大部分批评和议论来自影片之外,属于“深度调查”。有从现实的角度,举出不止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说明不管是早年还是现在的“老炮儿”,实际上都比冯小刚坏得多;也有从历史的角度,一直追溯到1968年的北京江湖,其中一个死去的18岁少年的名字经常被人提起。但是等到观众从头到尾看完片子,可以肯定这片子不是关于“文革”的。

  原本不需要从考证的角度来理解一部电影。当人们手持电影票,就意味拿着一份契约:我进电影院可以相信任何从未发生过的事情。电影是做梦,梦在这头,现实在那头。这与现实中正好相反,现实在这头,梦在那头。

  正因为不是现实,一旦人们在电影中看到某些“现实”的东西,便会感到惊讶和满足。仿佛它从梦想的隧道里,找到了一条通往现实的道路。该片中出现的城管打人、路边高楼有人扬言自杀,作为“现实”来说,它们没有超出一般新闻的水平,但是观众们看了还是觉得深受感动和鼓舞。反过来,北京雾霾这么大个事儿,一部地道北京味的影片只字未提,有谁而能够因此指责这部片子吗?不会。

  电影有电影的功能和角色。它主要不是与现实有关,而是与人们头脑中的期待和欲求有关。现实中没有的,才是在电影中追求的;在生活中不能得到实现的,才是人们希望在银幕上看到的。关心《老炮儿》,不是关心它与现实(或历史)相符与否,而是关心在这部影片中,到底释放了什么样的想象?投射了什么样的梦想?作为文化消费产品,这些梦想欲求不仅属于制作者,能够得到观众如此热烈的响应,也属于观众。其中有些投射是自觉意识,也有些是无意识的自然流露。

  因此需要回到影片本身,看看它实际上提供了什么,将讨论严格限制在影片所提供的内容的范围之内。如果发现它与现实不相符的部分,还是要求助于影片本身的上下文,查看它为什么要这样处理,想要收获什么效果,而不是简单地说“yes”or“no”。当然,这样说也不意味着在事实面前电影可以为所欲为,该严谨的时候还是得严谨。影片中提到1983年老炮儿曾经与大院的人有过一战,一个人对付十几个人,这个细节可以订正。此时来自大院的年轻人早已走出灰头土脑的低谷,从政或经商,用不着在街头打群架了。

  身处北京腹地的贫民区,老炮儿感到的主要不是经济上的窘迫,而是精神上的极度不适。他穷困而不潦倒,衣着整洁,出场的时候穿着黑色高领毛衣和皮夹克,心里揣着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虽然一脸牢骚,但是请注意,他的牢骚并不是因为个人、因为年老、因为时代在进步,相反,是因为时代在退步。放到今天,在人们已经具备种种现代化历练之后,经历了中国式劫难和中国式速度之后,这不该视为一个“九斤老太”式的抱怨。

  “如今这社会,咱都弄不明白了”,他操心的是天下。在一个礼崩乐坏的年代,一个社会失序和道德滑坡的年代,他没有采取独善其身的态度,不去装清高。一个人可以看起来像鸵鸟,甚至一度就是鸵鸟,被囚禁而动弹不得,影片中也的确出现了这么一只,但是鸵鸟也是鸟,长着一颗鸟的心脏,它始终想飞,说不定哪天就飞起来了。

  鸟总归是鸟,人总归是人。在老炮儿胸膛里埋藏着的是“人心的秩序”。憋屈是哪儿的憋屈?是人心的憋屈。这部电影给出的,首先是一份人心的答卷,在目前条件下也是一份直接的答卷。古龙小说中的人物穿的是古代服装,最多借古喻今,而这部影片穿的是我们自己身上的衣服,邀请我们大家一起来思考、来回答。尽管微信中流传许多激烈的批评文章,把电影说得一无是处,但是你去电影院看看,感受那种观影的气氛,就会知道这回观众是认真的,不是前来看笑话的。

  二

  有批评说,中国向来缺少个人,看重集体,现在又出了一个老炮儿。听上去有点道理,六爷身边离不开人。

  但是再想想吧。假如一个人在世界上得不到任何保障,连基本的生存条件都可能随时被剥夺,他受了欺负无处说理、上告无门,遇到灾祸叫天不灵、叫地不应,他毫无出路不是因为他没有本事,而在于他没有门路;不管他周围的世界多么花花绿绿,他一张门票也没有;不管他周围的财富积累了多少,就是没有人替他撑腰。他脆弱到了像一枚鸡蛋随时被击碎,他的整个生活就是被击碎和等待下一个攻击的来临。他的处境早已经让他知道什么叫做“个人”,只是“主义”不起来,那是真正的“孤独一人”,而不需要通过书本。他怎么办?他们该怎么办?

  老炮儿身边正是这样一批人,他们是光鲜北京城里粗糙不齐的存在,处于这个现代化城市中看不见的背面。闷三儿上了岁数还给人代驾,网上流传被删掉的一段视频,说他如何饱受乘客羞辱;灯罩儿养家糊口用的煎饼车,说被没收就被没收了;这一位“82年复员回来腿伤得跟王八蛋似的,吃着低保,还得看人脸色”;那一位媳妇瘫在床上呻吟,身边只有白发苍苍的老伴一人。难道只允许有权势的人拉帮结伙,弄出他们自己密不透风的联盟,联起手来像高高的城墙,挡着卑微者的所有活路和前景?

  所谓“江湖”就是这么来的。你有大社会,我有小社会。人们互相依靠,天塌下来的时候,能够有一张网将自己兜住,不至于马上粉身碎骨。这在中国是一个古已有之的传统。“江湖帮派”既是一种文化,体现在各种传奇文本当中,古有《水浒》,今有武侠,实际上也是社会结构的一部分。作为社会存在,其构成对于主流社会的一种补充和平衡,有时候也构成挑战,令官家警惕和防范。儒家文化对这一点始终是盲目的,儒家精英们处在官与民之间,不可能拥有真正的民间视野。至于民间视野到底如何,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因此,你不能因为老炮儿身边有这些人,就说他不够“个人”。你也不能说因为老炮儿“罩着”闷三儿、灯罩儿、话匣子和弹球儿,就说他与真正的民间还隔着一道。那是一个小社会,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纽带和关系。既然是社会,就会有人扮演不同的角色。因此,问题在于老炮儿凭什么运作起他那个社会,他靠什么在他的周围赢得了权威和信服,其中是否有一些令人信服的成分。

  又有人说,这方面老炮儿最没有资格了。他要是像个“人儿”,而不是当年打砸抢的“主儿”,就没有文化大革命这回事了。错!即使是老炮儿,当年也不是打砸抢的主儿,那主要是大院出身的红卫兵所为,他们来到陌生的社会,是打算将与国民党的斗争进行到底。历史上胡同出身的老炮儿正是看不顺眼大院红卫兵,当年便与后者对阵交手的。尤其是结合电影本身,许多迹象表明,老炮儿是一个经过反省的、痛定思痛的形象。即使当年老炮儿处于一个没有规矩的世界,也不能否认他从自己经历中获得了一些教训和新的视角。

  影片反复让老炮儿及他人说,就他们这些十八九岁的“生瓜蛋子”,最不知深浅,打人不知轻重,做事不问后果,这是一种沉思回望的态度。老炮儿阻止灯罩儿,说拖家带口的别搭进去;阻止闷三儿,不让一帮年轻人冒险,都是对于生命的珍惜。他最后单刀赴会,也是不想连累其他人。更有说服力的,是他与儿子的关系。

  儿子远非他重出江湖的一个引子和借口。如果是那样,这个人物就立不起来了。他把儿子寻回来,是浪子回头的表现。影片不惜花篇幅描写他与儿子的相处。儿子回来后爷俩吃饭那一场戏多少有些啰嗦,看上去有点跑题,对于老炮儿来说十分重要。他要捂着脸、低着头听儿子的训斥,听儿子讲述妈妈被人撞了躺医院走廊什么样儿,允许儿子问责“你一进去好几年,我怎么活下来的”。最终当爹的虽只是简单的一句: “过去的事儿咱不提了”,但那语气语调里面,分明有愧疚、悔恨的成分。不是说当年的老炮儿都这样,但影片中就是这么给出的。人们只合适谈影片中出现的内容,而不是没有出现的东西。仍然有人浮皮潦草地说,“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这都是看片子不仔细的结果,作为观众不合格。

  三

  老炮儿靠什么维系他的小社会?他又凭借什么重整山河?如果不认同眼前的“溃败”(孙立平教授语),他渴求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秩序?这些问题才真正能够抓住今天电影院里的观众,不分年龄性别。

  核心是一个“义”字,正像影片结尾儿子所开的那家酒吧,叫做“聚义厅”,是遵父亲之嘱。这当然会引起人们很多联想。它曾经作为梁山好汉们的聚会、议事和出征的场所,已经被赋予了许多意义,很难再有思想展开的空间。老炮儿思想资源也就到此,这体现了他的历史局限性。但它起码透露了一个信息,把被宋江改成“忠义堂”的地方再改回来,坚守民间立场一百年不动摇。“仁”和“义”有所不同。“仁”所释放的是一个统治阶级立场,它是在规劝统治阶级成员,不要把被统治阶级吃掉,因此,只有“人”才能“为仁”。但这样提倡的时候,也是在肯定阶级差序。“义”不同。“义”属于“小民”,即孔子说的“小人”。“义”的含量比“仁”丰富广大,既有其通向形而上的一面——“公义”、“正义”、“大义”,强调一个“正”字,不偏,“为正是忠”,“为正而义”;更有其直通天下人间的一面——“情义”、“恩义”、“侠义”,强调不偏,体现了真正意义上平等的诉求。

  如何释放“义”?历经沧桑的老炮儿告诉人们:讲规矩。六爷所说的“规矩”,不能直接放到“文革”年代来理解,影片并没有刻意强调“文革”,没有关于“文革”的直接描绘。就六爷对它的运用来说,这是一个来自祖宗的笼统概念。称之为“规矩”,就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方面专享,而是需要双方共同遵守和维护的。规矩反对特权,反对任何人超越于规矩之上。这是我的规矩,也是你的规矩。比起“以仁安人”,规矩更强调“以义正我”,每个人需要守住他的本份,守住他的界限。

  规矩与法律不同,它没有写在纸上,形成条文,更多是约定俗成,尤其是在看得见对方的眼睛和鼻子的前提下,以平等的身份,征求对方的同意。当面立约是一种祛魅,不管是权力、财富,包括传奇本身,当真身出现时,神秘感即消除。城管与老炮儿的互相对视,小飞与老炮儿的互相点头,对抗即对等。这也是阿彪为什么不喜欢六爷盯着他看,这种盯法让阿彪感到不自在,为此竟然给了老炮儿一巴掌。

  规矩需要有人践行才能成立,践行也是发出一种邀请,需要对方来响应。六爷本人成了首先要按规矩办事的人。他同情灯罩儿,但不护着他,帮他赔了三百块钱,不去要回他的车,不管怎么说,无照经营,在目前条件下尚未得到保障。儿子是他全力想要回的,但是他也承认儿子犯了错,对于划破车这件事情要负起看得见的责任。灯罩儿无心中惹下了更大的祸,把白色油漆直接刷上了车,老炮儿也不推诿,觉得必须由自己把这件事情承担起来。比较中国电影里的第一个“文革之子”《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马小军遇事耍小聪明百般抵赖的做法,这位老炮儿已经升级过许多回了,完全不是一个档次。

  规矩还需要有头有尾,有承诺有兑现。说十万就是十万,再困难也要拿得出。这不应理解为好面子,而是信守诺言,一诺千金。说颐和园野湖茬架就要赴约,心脏病不动手术冒死也要把这件事情完成。在说到做到方面,才能够最终看出一个人的质地。老炮儿不用“良心”这个概念而用“规矩”,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是人与人之间无法逃避的,而不是独自面对的。

  有批评反驳说,恰恰是冯小刚扮演的这个角色不讲规矩。本来要赔偿十万块的,被偷来之后不提还回去。略微做一点辩护,微信上流传另一段被删掉的视频,是老炮儿在某个夜晚,将那女孩拿回来的厚厚一沓钱送了回去,设想这样的安排也许更符合情节:六爷将钱送了回去,小飞这才发现里面夹着的银行对账单没有了,于是开始了下面的戏。不知为什么这出戏在影片中没有出现。至于向中纪委举报,当属六爷与生俱来的局限性,他的“天下观”让他有一个超出小社会的视野,实际上这个细节并没有释放更多戏剧能量,由此而引发新的对峙或冲突,只是交代一下而已。

  应该说,构成影片框架的基本冲突及其转折都不够“硬”,不够经得起反复推敲。还钱、偷钱、损坏车及再次损坏,包括由一张银行对账单而推向高潮,所有这些与其说接近影片中人物的处境和做法,不如说更接近编剧的头脑。

  作为中国式黑帮片,这部电影可圈可点的地方还有许多。

  四

  影片的确对老炮儿这个角色采取了美化和神话的立场。这不仅是商业片所需要的单一、脸谱化的处理,而是有一些明显的盲点。

  人们谈到老炮儿的“直男癌”,这个批评是中肯的。许晴扮演的话匣子是一个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角色,不结婚,还要对他死心塌地,还要允许他用“女人”一词表示不信任。这是一个男人想象中的女人,他们要的就是这种样子,而不是女人实际上是这个样子。

  除了性别高低,影片还流露出某种地域高低的立场。两位年轻人问路,说话的男生所使用的是外地方言,只能听得出是外地的,而听不出是哪儿的,弄得夸张滑稽。随后六爷还来了一句,“连tm路都不认识”,透着满满的地域优越感。

  接下来是与蹬三轮的简短招呼。照说在后海蹬三轮的,一般是北京人,但是影片中招呼六爷的是一位明显操外地方言的爷们,说天冷没生意,你不如蹬三轮去。六爷表示很不屑,嘲笑对方把自己当骆驼祥子,“伺候别人”。他是北京人,是北京大爷,不像外地人那样有缝就钻,像蚂蚁一样劳碌不停。

  官二代的小飞只能是外地人,一身港台打扮。不管在北京待多久,也不管年轻人学习语言的能力有多强,吴亦凡的口音里不带北京腔。是北京没有官二代小混混了吗?不是的。应该是看起来外地的官二代更加没有合法性,类似于“哪儿来的野种”。

  老炮儿倔强而悲情。说实话,本人不太喜欢这种悲情的东西,缺乏克制,比较“刻奇”(kitsch)。生病这件事在剧情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对剧作来说是一件比较省事的做法,也容易博得观众同情的眼泪,但是由自然灾祸造成的戏剧冲突,会冲淡人物本身的意志,削弱他的智慧和行动能力。在路边送给山东女孩200块钱,是老炮儿“义”的体现,但是这200块钱转而又寄还回来,不符合侠客的“雁过不留名”。虽然不是老炮儿的本意,但却是影片的意思,属于整个影片美化民间的次要零件。

  最后那场颐和园野湖茬架,首先应该看作是影片所需要的戏剧性冲突,属于“黑帮片”的必要构件,有评论在其中投放的东西太多了,将此直接等同于现实。影片中所涉及的黑金与民间的矛盾,在今天的现实中是无解的,电影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因此通过一次大鸵鸟的飞行,进行“离地”的虚化处理,转向了象征性。观众在电影院里的头脑是脆弱的,即使在画面中他们得到了宣泄性满足,也并不意味着他们出了电影院之后,马上从事“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在这个意义上,电影便是“口炮党”。然而现实永远不是电影,不会按照电影的逻辑走。

  结冰湖面上的对峙,作为镜头是有力的,但是其中也让人感觉到十分不安的东西。老炮儿穿上当年缴获的军呢大衣,手持寒光闪闪的军刀,单枪匹马也是颤颤巍巍地往前冲,一下子扩增了眼前的天地空间,仿佛六十年前的情景再现,迷蒙反光的湖面有一种招魂的感觉:今天的对立,莫不是当年对立的延伸?是否历史还在继续,剧情和角色基本没有改变?如果是这样,是否意味着需要重来一次?

  有人希望这样。这样希望时,没有注意到那个结局,就是当年的少年必死,其余活着的人从中得到的只是锁链,其余什么也没有。结局的虚无渺茫提示着起点上的渺茫虚无。因为这个起点是由一只巨大的手来设置的,起点上的对立是被命名的,起点上的方式是被划定的。想象湖面上的对峙作为理解今天中国的图式和出路,那是思想资源的局限,是一种真正被剥夺的悲哀。

  老炮儿穿着当年对方阵营的衣服在冲锋陷阵! 这不仅表明将对方制服,而且是要像他们那样神气,像他们那样耀武扬威。十八岁的周长利问:“凭什么红卫兵就要打人?看电影就要坐前排?”他知道这是不对的,但是他也想享受同样的待遇。他在模仿他的对手,成为他们那样的人,从思想到外表。这是一种灵魂的被奴役,用胡风的话来说是“精神奴役的创伤”。深陷于对方的意识形态而不自知,不能自拔,管虎让冯小刚演成了祥林嫂,用对方的思想来扭曲自己。

  不可能以此来要求当年的人们。但是事情过了六十年,在我们有了更多、更加丰富的思想资源之后,还停留在六十年前的框架里,意识深处中躺着这么一件黄呢大衣,让人唏嘘不已。

  黄呢大衣是没有规矩的象征。

  (作者为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投诉
Copyright © 保定网络笑话联盟@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