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笑话中的危险信号

走近公务员 2018-10-25 15:3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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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性活泼的美国总统里根,给戈尔巴乔夫讲过一个苏联政治笑话:  

某天,戈尔巴乔夫嫌司机开车慢,抢过方向盘,开足马力横冲直撞。行人责问交警:“为什么不阻拦?”警察说:“我不敢,他的官太大了!”行人:“有多大?”警察低声说:“戈尔巴乔夫为他开车。”  

据里根回忆,戈尔巴乔夫听后哈哈大笑。


政治笑话在苏联社会曾十分流行。转眼间,苏联和苏共烟消云散二十多年了,今天再来回味那些有趣的民间创作,却令人大吃一惊:几乎所有的“段子”,都是干群关系出故障的报警信号。

许多政治笑话嘲讽苏联的社会不公、干部的享乐主义和奢靡风气,干群关系的裂痕清晰可见。

1918年,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遭遇粮荒,粮食人民委员瞿鲁巴在开会时饿晕了。为保证革命事业顺利进行,列宁决定建干部“疗养食堂”救急。

当年迫不得已的临时措施,慢慢演化为干部特供商店,高级生活用品和国际名牌应有尽有,老百姓看都不让看。

斯大林的一大发明是给高干发“红包”,比工资厚得多。他喜欢召集大家共享奢华晚宴,不醉不休,天不亮不休。他的女儿斯维特兰娜看不下去了,说老爸浪费了多少钱哦!赫鲁晓夫则抱怨第二天起不了床,中央机关老是停摆。

那群众过着什么日子呢?苏共执政74年、苏联立国69年,一直没有解决好民生问题,买什么都要排长队,排了半天还常常白排。老百姓受不了,关于排队的段子特别多。   

苏方接待人员自豪地介绍:“再过几年每家都会有私人飞机。”外宾惊讶地问:“要那么多飞机干啥?”答:“譬如你家在莫斯科,听说列宁格勒卖面包了,可以开上飞机赶去排队。”


群众跟着苏共一起流血流汗度过了峥嵘岁月,现在却一个在地狱,一个在天堂,心中的凄凉和愤懑可想而知,不戳苏共脊梁骨才怪。   

但是苏共缺乏自我约束的自觉,作风问题又升格为腐败问题。

格鲁吉亚一所中学,老师让学生谈谈自己的父亲。

萨卡什维里:“我爸爸贩橘子到莫斯科卖,因此赚了不少钱。”  

图拉什维里:“我爸爸贩月桂到莫斯科卖,因此赚了不少钱。”  

布里泽:“我爸爸在分局工作,每次他俩的爸爸从莫斯科回来,都来看望我爸爸,因此我爸爸赚了不少钱。”   

全班发出啧啧声。  

查维查瓦泽:“我爸爸是科学家。”

全班哄堂大笑。

“孩子们!”老师严肃地提醒,“不要把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最要命的是吏治腐败。1973年格鲁吉亚党中央二月全会检讨:靠幕后操纵、社会关系和效忠个人选拔干部,严重违反了列宁主义原则。文件回避了普遍的卖官鬻爵现象。1969年,阿塞拜疆一个区委第一书记的位子标价20万卢布,第二书记减半。   

民生问题和恶劣党风,导致党与群众渐行渐远。好在老人们还记得党的光辉历史,如果苏共早下决心加以改变,结果会大不一样。可是,苏共却若无其事地走着老路,靠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混日子,好像在考验人民的耐性。 

火车因为没有燃料停在半路,这可咋办?勃列日涅夫指示:大家一起摇晃身体,装出火车还在走的样子。

赫鲁晓夫和柯西金试探过改革经济,遭到体制内的强烈抵制,草草收兵。勃列日涅夫公开批评说:“瞎改什么呀,做好工作就行了。”  

集体农庄开会研究两个问题:建造木棚和建设共产主义。由于没有木板,决定直接研究第二个问题。

为了固化既得利益格局,勃列日涅夫甚至搞了领导干部终身制,包括三任总书记在内的许多领导干部,直接死在任上,苏共成了一池死水。学界公认,勃列日涅夫当政的18年,是苏联的停滞期、矛盾积累期,看起来稳稳当当,其实危如累卵,苏联和苏共的最终结局,很大程度上是拜他所赐。 

一边压制批评和自我批评,一边鼓励表扬和自我表扬。就连各地、各部门领导所到之处,都要挂满歌功颂德的横幅,宣读热情洋溢的致敬信,十分肉麻。   

在苏联解体前一年,《西伯利亚报》以“苏共代表谁”为题开展读者调查,结果显示,认为苏共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代表工人的占4%,代表全体党员的占11%,代表党政干部的占85%。1991年6月,俄罗斯举行首届总统选举。作为苏共推出的候选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卸任苏联总理不久的雷日科夫,得票率仅16.85%。苏联剧变后,俄共总书记久加诺夫多次参加总统竞选,得票最高的一回也只有31.96%。

可悲的事实表明人民伤透了心,也解开了一个令人困惑的谜:为什么苏共轰轰烈烈登上历史舞台,退场时却如此孤独,甚至没有几人前来送别!转自:体制内夜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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