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这么会讲笑话,警察知道吗|大象公会

大象公会 2018-05-09 10:09:59

里根、普京和中国的红卫兵,都是苏联政治笑话的爱好者。不过,发明笑话的先贤应该不会想到,这些笑话既能被 60 年代的中国人用来打击苏修,也能被今天的俄罗斯总统用来反击美帝。


文|日飞


在社会主义制度为人类作出的种种贡献中,“政治笑话”大概最出乎其领导人意料之外。特别是来自苏联的政治笑话,前互联网时代就已被译为多种语言,与主旋律文艺作品相比,是苏联官方更有影响力的文化输出。


美国总统里根和中国红卫兵都是苏联笑话的拥趸,就连这类笑话的受害者戈尔巴乔夫,都曾在西方电视节目中津津乐道“排队暗杀戈尔巴乔夫的人比买面包的人还多”的段子。当前最大牌的传播者应该是普京,2008 年当被问及是否会连任总统时,先是讲了苏联官员离任时交给继任者三个信封的笑话·,又随口说出了一个新笑话:“我不会连任总统,俄罗斯的稳定应建立在宪法之上,而不是某个人身上”。


▍2012 年,普京从联邦政府退下来后到中央发挥余热,图中俄语意为“人生六十始”,象征着俄国人民对这位老人的美好祝愿


中国读者对苏联笑话也不陌生,各大社交网站上总有以此为主题的热帖,中纪委下属的《中国纪检监察报》还于 2014 年分析“苏联政治笑话中的干群关系”,通过苏联笑话来讨论苏联解体的原因。


苏联笑话为什么能征服全世界?


讲政治的苏联人


苏联笑话能在世界舞台上独树一帜,主要靠的是讲政治。


其他国家的政治笑话通常都是对领导人的人身攻击,苏联笑话则更多调侃整个政权和社会制度。像“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于它解决了其他社会制度下不存在的困难”、“死后恢复名誉是每个苏联公民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共产主义就在地平线上,也就是一条看起来不远、实际上怎么也走不到的线”这样以制度为讽刺对象的笑话,在其他国家和地区都不多见。


苏联笑话的另一特点是什么都能扯到政治上。专门研究各国笑话的英国学者克里斯蒂·戴维斯曾指出,在其他国家,所谓的政治笑话往往只是以政治内容作为引子,最后的笑点多以性、种族、酒鬼、丈母娘、乡下人、跨文化比较等传统题材为主;苏联笑话却反其道而行之,开头处往往还是传统题材,结尾的“神转折”却总能拉回到政治上来。


▍西方人对斯大林同志发起的人身攻击


例如在传统种族笑话里,犹太人多以尖酸、会算计的面目出现,在苏联笑话中,犹太人“拉比诺维奇”却几乎成了阿凡提式的人物,擅长机智而针锋相对的对答,甚至他的精于算计都能被纳入政治题材——拉比诺维奇的某次被捕,就是因为在一位政治局委员的葬礼上说了句:真浪费,给我十分之一的费用我就能把整个政治局全葬了。


苏联东北部的少数民族楚克其人也是经久不衰的种族笑话主角,通常以其淳朴、脑子慢引发笑点。而在苏联笑话里,他们说的傻话也都是以讥讽党的宣传为主要内容:有人问一个楚克其人,现在的生活跟沙皇时候比怎么样啊?楚克其人回答:沙皇的时候,每天都饥寒交迫;现在嘛,每天都饥寒交迫,同时对党充满了感激之情。


▍一则正常的楚克其人笑话


甚至黄色笑话也难免以政治收场,比如一则 80 年代初的笑话说,有美国游客在莫斯科招妓,反复报价妓女均不接受,给钱给物都未能得手。最后游客急了:你到底要什么?妓女义正辞严道:我要求你们美国停止在欧洲部署潘兴导弹! ——笑话中的苏联妓女显然比今天中国的肯德基抵制者爱国得多。


▍美国 80 年代初着手在欧洲部署潘兴导弹,引发苏联强烈反弹,认为导弹威胁到了苏联的国家安全


为什么苏联人的笑话总会绕到政治上?


苏联笑话的诞生


笑话总是要打破禁忌,戳穿生活中的种种荒谬。性的禁忌和族群关系的荒谬在很多国家非常严重,而在苏联,政治的禁忌与荒谬压倒其他一切,笑话也变得格外与政治相关。


20 年代以前,政治笑话在苏联凤毛麟角。不过,受到内战中红军各种做法的刺激,这种“什么都能聊到政治上来”的特征也已经初现端倪。比如一则看似取笑乡下人无知的笑话:有个老农去莫斯科参观动物园,看到骆驼时大吃一惊:天哪,布尔什维克对这匹马做了些什么!


从 20 年代后期开始,苏联政治越来越高压,1926 年通过的《刑法典》中包含了“反苏维埃鼓动宣传罪”,秘密警察动辄采用的超法律手段更是令人胆寒,到 30 年代初还发生了惨绝人寰的饥荒。这种背景下,苏联政治笑话出现了第一次大发展。


▍“快招,婊子!你丈夫在家里偷偷说苏联当局和共产党什么了?”


农业集体化和大饥荒成了为流传最广的题材。30 年代初,印度民族主义者甘地宣布绝食抗议殖民当局,结果苏联就流传起笑话:印度和苏联有什么不同之处?印度是一个人为了所有人绝食,苏联是所有人为了一个人绝食。


另一个笑话则扯上了美国:胡佛总统和斯大林同志有何不同?胡佛不让美国人喝酒,斯大林则不让苏联人吃饭。


对领袖个人的问候也不鲜见。一则笑话中,斯大林在台上演讲,说他要把自己的鲜血一滴一滴全部献给共产主义事业,结果台下有人举手说:干嘛还一滴一滴地献,趁现在一次性全献了不好吗?


一则人身攻击赫鲁晓夫的笑话


如此直给的政治笑话,很快就激起了苏联当局的反应。1933 年 1 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马特维·费多罗维奇·什基里亚托夫作了一项重要的发言:


“我要谈的是一种反党行为,一般称之为‘讲笑话’。这些笑话是什么?是通过宣传鼓动来反党。在我们布尔什维克党人中,谁不知道过去我们怎样同沙皇制度作斗争,我们怎样通过讲笑话来打击旧政权……现在,同样的优质武器被用来对付党的中央委员会了。”


更令布尔什维克愤怒的是,他们当年讽刺沙俄的笑话现在已经被用到了自己身上。比如在一则攻击沙皇的笑话中,有人说了一句“尼古拉这个白痴”被抓起来,便争辩说“我又没说是哪个尼古拉”,结果被警察怒斥道:你都说是白痴了,还能是哪个尼古拉!到了苏联时代,这个笑话便以“都说是混蛋了还能是哪个政府”的面目卷土重来。


著名的“bald-hairy”笑话。从沙皇尼古拉一世起,直到现任俄国总统普京,俄国的历代统治者均遵循了“秃-不秃-秃-不秃-秃……”交替出现的规律


到 1934 年,政治局委员、与斯大林关系密切的领导人基洛夫便更加公开地表示,讲笑话是“我们的敌人最频繁利用的手段之一”,要让讲笑话的人“付出应有的代价”。


领导人表了态,笑话当然不能再讲了。此后直到 1953 年斯大林去世,因讲笑话入狱的苏联公民数量巨大,以至于古拉格中出现了专指“讲笑话进来的服刑人员”的单词,以区别于其他犯人。据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说,1953 年的一个监督委员会曾告诉他一个数据,说此前因讲笑话被捕的人数大约有 20 万。


高压之下,人们笑话的热情并没有受到太大打击,花样翻新的段子仍在亲朋好友之间高速传播,甚至有人胆敢抄录下来,以备长期保存。据列宁格勒内务人民总局记录,1936 年他们抄没的日丹诺夫工厂的一位前共青团员的笔记簿中,就收录有 1500 个笑话,“绝大部分是反苏内容。”


当然,政治高压到了 30 年代后期的地步,再勇敢的人讲笑话的时候也难免三思。大清洗开始后,政治笑话遭受了重创,涉及斯大林个人的笑话更是变得凤毛麟角。政治笑话要想全面崛起,还要等待时机。


不过,在斯大林时代,苏联笑话已经第一次得以为外界所知。1951 年,一本收录了三百多个斯大林时代政治笑话的合集在慕尼黑出版,算是苏联笑话初次走出国门,虽然反响不大。


《斯大林统治下的政治幽默》


走向辉煌的苏联笑话


斯大林死后,大批“笑话犯”获得释放,对维稳工作带来了更大压力——他们在古拉格与狱友交换了更多的政治笑话。此后的赫鲁晓夫时代和勃列日涅夫时代,因反苏宣传入狱的人数大量减少,但讲政治笑话仍会招来麻烦,比如被抓到克格勃那里写保证书。



这种低风险环境,给了政治笑话最佳的土壤。当打破禁忌的代价过于残酷时,笑话只能在小圈子中传播;而等到“公开化”的戈尔巴乔夫时代,政治禁忌不再那么刺激,政治笑话就失去了市场。


只有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的时代(特别是后者),政治笑话才得以全面发展壮大。不但产量远高于其他时期,而且传播面也越发广泛,达到了让克格勃抓不过来的地步。


Juri Viikberg 和 Luule Krikmann 每年所记录的苏联政治笑话的数量及其趋势图(1959-1990)


而苏联政治自上而下、举国一致的特性,也使得政治笑话在各个地区都能受到人们的青睐。在有些非俄罗斯地区,苏联式的政治笑话甚至完全取代了他们自己的传统笑话,因为在新的社会制度和权力关系下,老段子实在是不好玩了。例如在爱沙尼亚,苏军占领后一时间当地人讲的笑话场景都设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直到 90 年代苏联解体、爱沙尼亚独立以后,传统的当地笑话才又逐渐复兴起来。


苏联之外,政治笑话也在 60-70 年代大红大紫起来。彼得·贝克曼的《小声讲的段子:铁幕后的幽默》(1969)、阿合曼·伊思纳勒的《幕后幽默故事》(1977)等译本合集层出不穷。这些政治笑话与社会主义优越性唱起了对台戏,第一次向西方人赤裸裸展示了苏联人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态。


60 年代中苏交恶后,苏联笑话在中国也火了起来。文革初期,各地多个红卫兵、造反派组织印刷出版过苏联笑话合集,其内容“系根据被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无理驱逐的我国留学生回国后的报告中讲的一些材料整理的”。在这类印刷品的编辑者看来,这些政治笑话是“苏联人民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进行的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的一种方式”。


中国版《苏联笑话集》的前言


中国版苏联笑话集的编选者似乎有欠考虑,收录的并不都是针对赫鲁晓夫的“反修”笑话,有些笑话完全针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比如一则红卫兵印刷品刊印的笑话:世界上最短的笑话是什么?答案是一个字,коммунизм(共产主义)。


正式出版物中,香港三联书局 1969 年出版的反修书刊《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曾在文革时期的内地大量销售和传阅,其中也提到了一些苏联的政治笑话,多数都是当代中国网民耳熟能详的经典。该书描述的一些苏联社会状况,如年轻女性找对象要求对方“有车有房父母双亡”,也对中国读者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70 年代以后,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资料组曾编辑过《苏联东欧政治笑话选编》。《参考消息》上也经常刊登各式各样的苏联政治笑话,特别是在 1973 年转载美国《大西洋》杂志的长文《苏联新贵们是如何生活的》,其中收录的一则笑话,据说对后来对某位社会主义国家领袖深有触动:勃列日涅夫当上总书记后把老母亲从乌克兰接到莫斯科,向她炫耀自己的名车豪宅,结果母亲担忧地说:这一切都很好,但是,红军回来了怎么办啊?


经过几年的熏陶后,有些中国写手在撰写反修文章时,已能信手拈来。如 1976 年 1 月号《人民文学》杂志刊登的一篇文章,就在抨击苏联的缺粮问题时,先讲了一则“克里姆林宫头目创造了农业奇迹,在哈萨克播种而在北美洲收获”的苏联笑话。



在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交恶时,中国也曾用政治笑话发起过攻击。70 年代末中越战争后,广西印度支那研究学会的研究人员就曾到边境地区向越南难民搜集政治笑话,并发表在相关刊物上。多数越南笑话的内容与苏联笑话大同小异,但也有例外,如:政府禁止集会时呼喊胡志明遗训“什么都没有自由和独立来得珍贵”,原因是大家只喊前半句:“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


而在此时的美国,演员出身的里根总统本就喜欢在演讲时以笑话开场,发现苏联政治笑话的存在后便乐此不疲,不但要求中央情报局为他搜集苏联笑话,还通过移居美国的苏联喜剧演员雅科夫·斯米尔诺夫收集了许多第一手的苏联笑话——不过斯米尔诺夫当时离开苏联已有十年,结果里根总统在任时讲的苏联笑话便常被媒体批判“过时”、“老土”。



当然,苏联笑话最深入人心的地方还是在苏联。


苏联解体多年后的 2006 年,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在当年的国情咨文中抨击美国有侵略意图,说“俗话说,狼同志知道自己要吃谁”,结果搞得外国媒体都一头雾水。


实际上,这句“俗话”来自一则经典的苏联笑话:拉比诺维奇(前文提到过的那位机智的犹太人)和一只绵羊双双掉进坑里,一只狼走了过来,绵羊紧张得大喊起来,拉比诺维奇便呵斥道:“瞎叫唤什么?狼同志知道自己要吃谁。“


当然,在秘密警察任意抓人、个人基本权利和人身安全无从保障的苏联,这位“知道自己要吃谁”的狼同志,指的显然不是大洋彼岸的敌国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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