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儿童肥胖问题的背后:到底是哪里「喂」错了?

丁香医生 2018-08-05 08:57:25

2017 年 10 月 11 日,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和世卫组织在《柳叶刀》中发布的一项新研究显示,过去四十年中,世界各地 5 岁至 19 岁的肥胖儿童和青少年人数增加了十倍。如果按照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到 2022 年,儿童和青少年肥胖人数将超过中度或重度体重不足人数。


研究论文的主要撰写人,帝国理工公共卫生学院的 Majid Ezzati 教授说:「这一趋势预示着一代儿童和青少年会成长为肥胖者,面临糖尿病等疾病的更大风险。」


日渐严峻的儿童肥胖问题促使我开始关注儿童的饮食情况。除了食物营养摄入的改变,这背后似乎还牵扯着更深层次的变化。于是我翻开了《喂养中国小皇帝——食物、儿童和社会变迁》,试图找到些什么。


这本新书的主编景军是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他和几位人类学家一起早在 1990 年代初开始在中国的独生子女和父母中间做田野调查。


全书由 9 篇论文组成,围绕五个议题展开讨论:


  1. 改革开放后中国人的饮食营养;

  2. 儿童食品产业在中国的兴起;

  3. 国家科学育儿话语;

  4. 全球消费文化对中国家庭生活的渗透;

  5. 饮食变迁伴随的社会认同和价值观变迁。


他们称自己的调查对象为「小皇帝」。


这个称呼意味着中国的这群儿童,无论是在当时家庭中的地位、社会中的权益、消费领域中的作用,都是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他们调查「小皇帝」在当时吃的食物。在社会人类学里,食品消费总是被作为一个象征系统来分析,这个象征系统通常被认为反映了消费者的经济地位、群体身份、政治权力、宗教信仰、教育成就和审美观念。


在中国,食物也总是被用来传递社会价值观。


例如,经历过饥荒的一代人会把节约粮食、不挑食作为一项美德对后代进行教育;


在某些特殊时期,可口可乐——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也变成了自由和现代化的象征。


书里的资料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但在当下看来,用景军的话说,仍然是充满了「悖论、矛盾、反差甚至具有讽刺意涵的现象」。


那时候人们面临工业化、国家政策、全球消费文化,以及中国在全球生产体系的快速崛起,在新旧交替之间、在科学与传统之间、在西方与东方之间,人们不过是试图在迷茫中摸索着应对各种问题。


变化要从 1976 年农业改革说起,这一改革对中国人的饮食结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人们从仅有粮食和蔬菜,到终于能在日常生活中吃上食用油、肉、禽和鸡蛋。这一变化引发了一系列新的健康问题,这些问题在后续又进一步被商业化的影响加剧。


商业化影响到不同年龄的群体,其中,儿童又是最坚定的消费者,他们受到父母和祖父母的宠爱。


「根据 1995 年的数据,大部分中国城市夫妻要将他们总收入的 40% 至 50% 花在孩子身上。也是在这一年,中国城市儿童从父母和祖父母那里收到了大约 50 亿美元的零花钱和压岁钱。这一数字相当于蒙古当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同样是一项 1995 年的调查,在针对北京的 1496 户城市家庭调查之后发现,孩子决定了 70% 的家庭消费,与此相比,美国的数据是 40%,研究者也指出,在食品和饮料消费上,北京儿童对父母的影响是美国儿童的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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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果、饼干、薯片、冰淇淋、饮料等通通出现,中国企业、合资企业、外资企业都加入进来,「儿童食品」产业终于在这个时候诞生了。


这是一个新名词,1979 年的《辞海》里面没有这个词,那时候大家认为儿童在断奶之后的饮食结构和成人没有太大差别,鲁迅对自己童年食品的回顾也大多是蔬菜、水果。


而如今,鲁迅式的这种乡愁对象恐怕要变成汉堡、冰淇淋了。


如美国人类学家西敏司所言:「饮食作为一种深嵌的习惯,是如此接近我们记忆的核心、性格的结构和有意识的行为;它实际上已经成为自我主体的一部分。」


锦衣玉食的小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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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伯娜丁·徐(Bernadine W.L.Chee)对北京的独生子女进行了调查,她采访了这些孩子,和他们讨论他们对食物的喜恶,和其中的心理。


她发现他们虽然「锦衣玉食」,但也「压力饱尝」,他们虽然享受着父母的宠爱,但也承担着父母的控制,同时,他们还面对着来自同辈的压力。


有一些我们很熟悉,甚至感同身受的例子。


张月是一位口才很好的女孩,有一次一位同学带来一个新大陆牌的冰淇淋,张月说:「我从来没有看过这种冰淇淋」,这位同学告诉她,这是市面上最有名的牌子,很早之前就有了。


张月疑惑:「我怎么会不知道呢?」,放学之后赶紧就去买了一个,「虽然挺好吃的,但那时是冬天,我牙齿都冻坏了。」


伯娜丁说,很显然,张月是受到同学尖刻评论的影响后才去买的那个冰淇淋,对此,张月告诉她:「我碰到没吃过的东西,无论什么时候都会立刻买一个。我不得不去尝试新东西,不然和同学聊天时会插不上话。」


对于张月来说,购买、消费流行的食物对融入社会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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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比我们常说的「攀比」更深刻的问题。这些孩子十个有九个是独生子女,对此,伯娜丁分析:没有兄弟姐妹的孩子无法建立广泛的手足关系,除非有亲近的堂兄妹,否则他们只能从同学中选择结交自己的密友、保护者和资源共享者。


心理学家也观察到:同龄人群体能够帮助孩子发展出自我概念——其他同龄人对待一个孩子的方式,以及这个孩子被他人接纳或排斥的状况将会让他清楚地意识到自身的优缺点。


而在这种时候,家长通常是妥协与默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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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伯娜丁的研究里,大部分家长都把孩子的口味看成餐桌上的头等大事。有些父母甚至会改变自己习惯的烹饪方式来为孩子做饭。


作为独生子女,中国的儿童具有惊人的权力,他们成为他们的父母实现父母身份的唯一机会,他们的成功与欢乐也就成为父母给予希望和付出努力的唯一标尺。


景军举了个例子,家长陪小孩去吃麦当劳,看着孩子吃,自己不吃,「这就有意思了,体现了儿童的权益。儿童可以说我不吃家里的东西,我不吃跟你一样的东西,我要吃 my food,这是一个权利意识。」


同时,伯娜丁认为,父母身上还有詹姆士·克尼尔提出的「补偿综合症」——他们总想给孩子提供自己小时候不曾有过的物质财富。而计划生育减少了孩子的数量,市场经济又增加了可以用在孩子身上的资源。


这里面却难以掩饰食物在不同代际件存在的难以调和的差异,这在发展中国家很常见。


一个笑话是,父亲给女儿窝窝头当早餐,看到女儿轻蔑的眼神,用责备的语气告诉她:「你不要忘了你的阶级出身」,回忆起自己童年要是有窝窝头做早餐那多幸福啊,女儿这时反驳说:「你的阶级出身是窝窝头,我的是巧克力。」


但另一方面,父母们也在靠此也在加强对孩子的控制,甚至把饮食问题作为教育问题来看待。


吴燕和认为这种强加给独生子女的要求是中国儿童社会化的一种激烈形式——用传统中国的概念来表达即「管」,意在对儿童进行「统治、检测、干预和控制。」


背后的调控之手


另一个充满矛盾的中国现象,则比以上沉重很多。孟加拉国亚洲妇女大学公共卫生系教授乔治娅·古尔丹称之为「丰富的悖论」。


矛盾在于,中国的城市和农村在高速发展过程中有了越来越大的差距,城市孩子与农村孩子在身体发展状况上也因此有了一个很显著的差距。


最能代表中国 3 亿儿童和青少年的农村孩子,长得明显比城市儿童慢。「很少有研究将饮食和中国儿童的体质数据联系起来,但这种差异实际上早在断奶期间就开始出现」。


一组研究数据显示,中国城市和农村 2~5 岁的儿童成长差距在变大,从 1987 年到 1992 年,农村儿童身高的增高幅度只有城市儿童的五分之一,「研究人员认为这种增高幅度不一致可能是城乡之间在过去 20 年的经济改革中资源分配不均造成的」。


但更触目惊心的现象是,城市的孩子已经开始遇到比肥胖更严重的困扰,比如高血压、高血脂、糖耐量受损。


而同一时期,农村孩子的贫穷率和缺铁性贫血的症状也一直维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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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面临着双重负担,如何在使一个群体获益时又不会给另一个群体增加风险。


乔治娅写道:「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公共卫生政策的制定经常为政治和经济因素所左右,而不是单纯出于健康目的。」


「作为社会变迁的一个语言学标志,『儿童食品』这个名词已经成为中国大众文化的一部分」。


同类的名称还包括:儿童营养品、儿童健康食品饮料、儿童药膳等,看起来都是对儿童健康有益的商品。


政府对儿童食品也感兴趣,「干预儿童吃什么是其人口政策的延伸方向之一」,景军说。


家庭权力的更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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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后一章,哈佛大学人类学荣休教授华琛(James L. Waston)分析了权力在这一代人的家庭中实现了代际间的转移。


从前人们只重视长辈的生日,长辈作为家庭的权威有各种仪式来彰显自己的领导地位,现在,大家却愿意不厌其烦地为一个小孩庆祝他每年的生日。


从前,社区里的娱乐项目大多围绕老人,以象棋、麻将等为主,现在却修建了儿童游乐施舍;从前狗是作为看家护院的实用价值,现在却成为了小孩的宠物;从前「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现在小孩却被鼓励要有个性,勇于表达自我。


华琛说:「我们无法知道本书所描写的变迁,比如独生子女亚文化的产生,是否会让中国社会变得连鲁迅、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无法辨认。」


过去的人总对这一代「小皇帝」表示出极度的担忧,认为这是被宠坏的一代,但伯娜丁的研究不也证明,这里面存在着各自需求的互相配合。


这本书提出了诸多疑问:中国的小皇帝真的这么与众不同吗?他们能否以尽忠职守、关心社会的公民面貌示人,能否引领中国进入市场经济、全球化以及更加民主的未来?


20 年过去了,有的问题仍然无解。不过作为在消费主义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我发现这一代小皇帝确实容易陷入每一个双 11 和每一个 618,不停在消费的陷阱里挣扎。


作为小皇帝之一,我也想再次审视现在的自己和出现在我生活里的食物,二十几岁,为什么我们总要在成堆的小龙虾、川菜、肉串、啤酒间缓解一个又一个无聊又焦虑的日常?


在人口老龄化和老人与子孙互惠关系逐渐瓦解的背景下,华琛写了本书意味深长的最后一句话,他说:「如果未来不同代际的消费者权力再次变化,老人们重新获得家庭当中的支配地位,那么三十年后本书的续篇将被命名为《奉养中国的退休皇帝》。」



注:文章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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