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政于乐:苏联政治笑话中的干群关系

三上文存 2018-11-24 10:48:09



里根(右)和戈尔巴乔夫


作者:习骅,原载《中国纪检监察报》,资料来源自微信公众号:江西共青团,内容有删节。


天性活泼的美国总统里根,给戈尔巴乔夫讲过一个苏联政治笑话:


某天,戈尔巴乔夫嫌司机开车慢,抢过方向盘,开足马力横冲直撞。行人责问交警:“为什么不阻拦?”警察说:“我不敢,他的官太大了!”行人:“有多大?”警察低声说:“戈尔巴乔夫为他开车。”


据里根回忆,戈尔巴乔夫听后哈哈大笑。



迎接检查(资料图片)


政治笑话在苏联社会曾十分流行。转眼间,苏联和苏共烟消云散20多年了,今天再来回味那些有趣的民间创作,却令人大吃一惊:几乎所有的“段子”,都是干群关系出故障的报警信号。


勃列日涅夫把老母亲从乡下接到莫斯科,骄傲地展示自己的豪华别墅、名贵家具、高级汽车。老太太说:“孩子啊,这一切好是好,但共产党来了怎么办?”


像勃列日涅夫的母亲一样,群众觉得苏共变了,不像自己人了:


勃列日涅夫向工人们发表讲话:“很快我们就能生活得更好。”

台下传来一个声音:“那俺们怎么办?”


1918年,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遭遇粮荒,粮食人民委员瞿鲁巴在开会时饿晕了。为保证革命事业顺利进行,列宁决定建干部“疗养食堂”救急。当年迫不得已的临时措施,慢慢演化为干部特供商店,高级生活用品和国际名牌应有尽有,老百姓看都不让看。


斯大林的一大发明是给高干发“红包”,比工资厚得多。他喜欢召集大家共享奢华晚宴,不醉不休,天不亮不休。他的女儿斯维特兰娜看不下去了,说老爸浪费了多少钱哦!赫鲁晓夫则抱怨第二天起不了床,中央机关老是停摆。


勃列日涅夫则让陋习普遍化、制度化了。那时,干部子女可以免试上最好的大学,进最好的单位。1983年,刚出任苏共组织部长的利加乔夫,主动提出不配豪华轿车。中办主任严肃批评他不懂规矩:你这是搞“特殊化”!



“您的车已经加足了!”(资料图片)


那群众过着什么日子呢?苏共执政74年、苏联立国69年,一直没有解决好民生问题,买什么都要排长队,排了半天还常常白排。老百姓受不了,关于排队的段子特别多。


伊万下班回家,看见老婆和一个陌生人躺在床上。伊万吼道:“真耽误事,街角的商店在卖鸡蛋,还不赶紧排队去!”


里子没有了,却在面子上狠下功夫,就像苏共元老雷日科夫总结的那样:从上到下“谎话连篇”。


群众跟着苏共一起流血流汗度过了峥嵘岁月,现在却一个在地狱,一个在天堂,心中的凄凉和愤懑可想而知,不戳苏共脊梁骨才怪。


但是苏共缺乏自我约束的自觉,作风问题又升格为腐败问题。过去列宁对干部管束很严,甚至主张“共产党员犯罪罪加一等”。列宁去世后,干部越过越舒服,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如果一个人没机会搞腐败,会被人瞧不起。


民生问题和恶劣党风,导致党与群众渐行渐远。好在老人们还记得党的光辉历史,如果苏共早下决心加以改变,结果会大不一样。可是,苏共却若无其事地走着老路,靠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混日子,好像在考验人民的耐性。


火车因为没有燃料停在半路,这可咋办?勃列日涅夫指示:大家一起摇晃身体,装出火车还在走的样子。


面对要求变革的强烈呼声,苏共采取了自杀式的打压态度,民主集中制冬眠,党员权利被冷藏,一片鸦雀无声。


“同志,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意见吗?”党支书问。

“我是有意见,但我不同意我的意见!”


不是没有好建议,而是说真话的代价太大。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揭露斯大林的错误,台下有人递上条子:“赫鲁晓夫同志,当时你在干啥?”赫鲁晓夫连问三次:“谁写的?站起来!”始终没人站出来。赫鲁晓夫笑了:“告诉你吧,当时我就坐在你的位置上。”


勃列日涅夫一生得了114枚勋章、奖章,其中有不少是他自己颁发给自己的。在他的葬礼上,足有一个班的战士负责捧着这些牌牌,群众觉得很可笑。


“勃列日涅夫同志做手术了。”

“什么手术?”

“扩胸手术。”

“为啥呀?”

“勋章挂不下了。”


斯大林时期,如果有人敲门,人们立即停止讲政治笑话,开始喝酒。戈尔巴乔夫时期,如果有人敲门,人们立即把酒藏起来,开始讲政治笑话。宣传机器则继续文过饰非编童话,糊弄老百姓,哄领导开心。


“伊万诺维奇,你经常读《真理报》吗?”

“当然,不然我怎么知道我过着幸福生活?”


许多政治笑话嘲讽苏联的社会不公、干部的享乐主义和奢靡风气,干群关系的裂痕清晰可见。


1918年,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遭遇粮荒,粮食人民委员瞿鲁巴在开会时饿晕了。为保证革命事业顺利进行,列宁决定建干部“疗养食堂”救急。


当年迫不得已的临时措施,慢慢演化为干部特供商店,高级生活用品和国际名牌应有尽有,老百姓看都不让看。


那群众过着什么日子呢?苏共执政74年、苏联立国69年,一直没有解决好民生问题,买什么都要排长队,排了半天还常常白排。老百姓受不了,关于排队的段子特别多。   


苏方接待人员自豪地介绍:“再过几年每家都会有私人飞机。”外宾惊讶地问:“要那么多飞机干啥?”答:“譬如你家在莫斯科,听说列宁格勒卖面包了,可以开上飞机赶去排队。”


群众跟着苏共一起流血流汗度过了峥嵘岁月,现在却一个在地狱,一个在天堂,心中的凄凉和愤懑可想而知,不戳苏共脊梁骨才怪。   


但是苏共缺乏自我约束的自觉,作风问题又升格为腐败问题。


格鲁吉亚一所中学,老师让学生谈谈自己的父亲。


萨卡什维里:“我爸爸贩橘子到莫斯科卖,因此赚了不少钱。”  

图拉什维里:“我爸爸贩月桂到莫斯科卖,因此赚了不少钱。”  

布里泽:“我爸爸在分局工作,每次他俩的爸爸从莫斯科回来,都来看望我爸爸,因此我爸爸赚了不少钱。”   

全班发出啧啧声。  

查维查瓦泽:“我爸爸是科学家。”

全班哄堂大笑。

“孩子们!”老师严肃地提醒,“不要把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最要命的是吏治腐败。1973年格鲁吉亚党中央二月全会检讨:靠幕后操纵、社会关系和效忠个人选拔干部,严重违反了列宁主义原则。文件回避了普遍的卖官鬻爵现象。1969年,阿塞拜疆一个区委第一书记的位子标价20万卢布,第二书记减半。   


赫鲁晓夫和柯西金试探过改革经济,遭到体制内的强烈抵制,草草收兵。勃列日涅夫公开批评说:“瞎改什么呀,做好工作就行了。”  


集体农庄开会研究两个问题:建造木棚和建设共产主义。由于没有木板,决定直接研究第二个问题。


为了固化既得利益格局,勃列日涅夫甚至搞了领导干部终身制,包括三任总书记在内的许多领导干部,直接死在任上,苏共成了一池死水。学界公认,勃列日涅夫当政的18年,是苏联的停滞期、矛盾积累期,看起来稳稳当当,其实危如累卵,苏联和苏共的最终结局,很大程度上是拜他所赐。一边压制批评和自我批评,一边鼓励表扬和自我表扬。就连各地、各部门领导所到之处,都要挂满歌功颂德的横幅,宣读热情洋溢的致敬信,十分肉麻。


在苏联解体前一年,《西伯利亚报》以“苏共代表谁”为题开展读者调查,结果显示,认为苏共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代表工人的占4%,代表全体党员的占11%,代表党政干部的占85%。1991年6月,俄罗斯举行首届总统选举。作为苏共推出的候选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卸任苏联总理不久的雷日科夫,得票率仅16.85%。苏联剧变后,俄共总书记久加诺夫多次参加总统竞选,得票最高的一回也只有31.96%。


可悲的事实表明人民伤透了心,也解开了一个令人困惑的谜:为什么苏共轰轰烈烈登上历史舞台,退场时却如此孤独,甚至没有几人前来送别!




“领导同志,今年牧畜的头数又增加了。”(资料图片)


角度决定高度,立场决定命运。苏共背叛人民在先,人民唾弃苏共在后,印证了“物必先腐,而后虫生”的道理,重演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老剧本,完全是咎由自取,怪不得别人。对于最后只剩下“共产党”招牌的假共产党的倒台,我们不但没有半滴眼泪,还要欢呼人民主体论的胜利,否则,就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政治立场。毫无疑问,研究苏共兴亡,吸取经验教训,关键词不是“权位”,而是“人民”!






【版权声明】文章与图片均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转载仅供交流与思考,涉版权及错误等问题请及时联系小编处理。





长按二维码关注「三上文存」




防失联请加小编个人微信


Copyright © 保定网络笑话联盟@2017